“百年世仇村，不準通婚”這句話無疑與當下的輿論格格不入。但在潮汕地區，確實有這樣的一些村落，上演著東方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好在時代在變，他們也在變。2023年12月，《中國新聞周刊》走進廣東兩個百年世仇村落，記錄下他們和解的故事。

世仇村莊和解的背后

一架無人機在岔橋村楊家祠堂上空盤旋，畫面中一切都是紅色的。

祠堂的院落搭起了紅色的篷頂，一條鮮艷的紅地毯從楊家祠堂向東鋪開，經過仙橋學校前的空地，一直延伸到村口。男人們都穿著紅色的Polo衫，在紅色的充氣彩虹門下來回走動。年輕人敲鑼打鼓，四人分成兩隊，抬著一塊刻著“睦鄰友好”的匾額。

一輛豐田考斯特停在彩虹門前，十六位身著深紅色唐裝的高美村黃姓老者從車上下來，向200米外的楊家祠堂行進。這條路線是前幾天確定的，必須符合“左青龍、右白虎”的風水原理。

在無人機無法拍到的地方，當地警察、交警在周邊巡邏。這一天是2023年10月1日國慶節。日期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兩個總人口超過3萬的潮汕村落——廣東省揭陽市榕城區岔橋村和高美村——在這一天，他們要化解兩百年前祖輩結下的仇恨，從此允許通婚。

與此同時，來自岔橋村的16名楊姓老人，穿著同樣的深紅色唐裝，也正朝著高美村黃家祠走去。“平等”是雙方必須嚴格遵守的規則。前幾天，某村試圖用價值百萬的豪車禁止接送游客，于是大家把車輛換成了豐田考斯特。

儀式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深思熟慮，無論是儀式的長度、長老們的服飾、彩虹門的大小、禮物的價值還是來來往往的人數。對他們來說，這是一件大事。

世仇

楊彥天是岔橋村村支書、村委會主任，負責協調岔橋村7個自然村、1.2萬村民（其中1.1萬姓楊）的公共事務。每天，來彥天家談事情的村民絡繹不絕，他們同時聚在彥天的茶桌旁，等著他開口，腦子里想的往往是三四個話題。

他也曾涉足過商業圈。藍斗村緊鄰岔橋，有著揭陽城鄉結合部最繁華的街道，當地人稱這里曾是中國最大的廢舊金屬回收加工定居點，至今仍密密麻麻地開設著各類機電產品小加工廠的店鋪。楊艷的店鋪擠在其中，是上海產電焊機的代理商。作為村干部，他抽不出更多精力，便把生意交給了妻子。

53歲的楊彥天，已經活了大半生，依然能清晰地記得父親對自己發出嚴厲警告的那個下午，這個經常因為村里的事情而皺著眉頭、瞪圓眼睛的男人，臉上難得露出了一絲困惑的表情。

放學后，孩子們一起玩耍，其中就包括鄰村高美村的黃姓女孩。她的父親突然走到她面前，對她說：“你可以和他們一起玩，但你不用結婚。”還在上小學的楊彥天一頭霧水，但他能感覺到隱藏在禁忌中的恐懼。長大后，他認識了不少高美村姓黃的女孩，但他從未想過要和她們談戀愛。

當楊彥天這一代人當上父親時，忤逆與反抗還是難以想象的，每個人都能說出幾則“拆散夫妻感情”的故事，楊彥天記得，自己那位未婚的哥哥，很少會喜歡女孩子，媒人去找人說和時，女孩子回答：“我是高美的黃氏，恐怕婚配不了。”

大家也能說出幾個“某某執意要娶高妹，但婚姻卻以失敗告終”的例子。沒有人會將其歸咎于“家族世仇”自然而然帶來的社會排斥。他們寧愿相信，“沒個好下場”只是應驗了祖宗的誓言和詛咒。

在信任、順從的條件下，很少有人會問“為什么”。楊艷天就遇到過一次例外。幾年前，讀高二的女兒突然帶了個高美村的男孩回家。男孩走后，楊艷天對女兒說：“可以交朋友，但不能談婚論嫁。”女兒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楊艷天的記憶一片空白。

“難過，當然難過。但是也沒辦法，跟那邊通婚的人很少，嫁到那邊也沒好結果。”妻子鄭永華滿臉皺紋地坐在丈夫身邊。

“那小子還不錯。”楊延天并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么，只是語氣中帶著一絲悔意，“后來他來過我這里兩三次，坐了很久，一直問：‘叔叔，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

楊彥天也沒有標準答案。岔橋村原村支書楊繼波翻遍了雙方的族譜等史料第二個百年是什么時候，也沒找到關于這場世仇起因的記載。但大家隱約有共識，“那時候就是為了一點土地，或者一個灌溉水源而爭。”

2023年10月1日，廣東省揭陽市榕城區岔橋村、高美村舉行和解儀式。圖/揭陽日報

在他們心目中，世仇是潮汕相鄰村落間很常見的現象。揭陽人歐俊勇是韓山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他長期在家鄉調查研究宗族社會的運行機制，他發現，形成世仇的，通常是只有一個姓氏的村落。

歐俊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幾百年前，為了避免聚落內部矛盾，便于自我管理，潮汕地區的宗族建設者逐漸選擇了一村一姓的模式，而這給一村一姓模式帶來了新的問題。“宗族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繁衍生息。土地有限，人口不斷增長，人們相互接觸增多，村落之間的界限變得緊張。”

歐俊勇發現，單姓村落的沖突形成模式主要有四種：爭奪資源、家族糾紛、大姓壓制小姓、重大歷史事件的介入，但根本原因依然是人與地的沖突。

“環境變了，現在的人可能很難理解當年的情形。村子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爭奪生產資料。你把灌溉的水源截了，我的水就少了，影響我水稻的產量。我小的時候，村子里也分地曬稻，你占了我的地盤，就會引起矛盾。”街頭幫扶隊隊長楊貴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當時朝廷、政府腐敗，官師無力掌控鄉村社會，鄉村缺少正統文化的勸說與教導。宗族之間發生恩怨時，百姓得不到及時公正的勸說與化解，以致小摩擦、小糾紛不斷，得不到調和勸說，導致東倒西歪，一方唱反調，糾紛難以平息。因小怒而誤傷大局，因怨恨而破壞婚約，據《潮汕史》記載，元、明、清時期，潮汕地區各地都有類似情況。”楊基博是這么理解的。

資源有限，人口眾多，各個家族之間為了爭奪周邊地區的控制權，不得不展開爭奪。在最激烈的地區，不同姓氏的家族之間甚至爆發過使用火炮等武器的爭斗。歐俊勇說，為了避免家族成員傷亡造成孤兒寡母的贍養問題，一些村莊會雇傭沒有父母照顧的外來“流浪者”，如果“流浪者”受傷或死亡，他們會給父母賠償。

兩個世仇村落并非完全隔絕，限制的只是后代的通婚。“不通婚，兩個家族形成親緣關系的可能性就被切斷了，雙方打架也就少了后顧之憂。”歐俊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和解受挫

兩百多年過去了，農田里密密麻麻地建起了鋼鐵廠、塑料廠、制鞋廠、服裝廠，年輕人靠辦廠發家致富，養家糊口。在岔橋村和高美村，還靠種地為生的人已經不多了。當初讓先祖們在祠堂里宣誓的資源爭奪已經不再重要，事實上，自從被分割成梅溪、梅東兩個行政村后，就連高美村也早已不復存在了。

越來越多世仇村和解了。普寧市北山村、國隆村，揭東區赤都村、山美村，汕頭市嘉美社區、西崎村……歐俊勇心里想了很久。世仇村和解名單。

但據歐俊勇觀察，年輕人的情感需求從來都不是世仇村和解的主要原因。改革開放后，粵東很多村莊利用區位優勢，不再依賴山林土地，發展自己的輕工業。當地民眾深刻體會到，交流合作能帶來不可估量的資源和財富。

“過去被認為是根本矛盾的東西現在不復存在了。隨著城鎮化，村落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相鄰村落可以優勢互補。大家一起努力賺錢，祖祖輩輩堅守的祖訓自然就……被廢除了，和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歐俊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岔橋村楊家祠堂外景。本報記者王宇 攝

在岔橋，楊繼博是第一個公開提出和解的人。2014年9月，楊繼博應邀參加揭西縣楊、林、侯三族“睦鄰友好”慶典，共同祭拜祖先，并互贈“睦鄰友好”匾額。

楊繼波深受啟發。他剛調到岔橋村擔任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半年。岔橋人口眾多，7個自然村并不團結。這個曾擔任仙橋街道文化站站長的岔橋人，苦苦思索著如何管理好這個村子。“這種事情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楊繼波自信地找到了一條贏得人心的捷徑。

他找到楊家祠堂理事會理事長楊東和，剛開口就遭到了反對。楊東和覺得，這是岔橋和高美兩家的事情，岔橋村面臨的問題更為緊迫。他最想解決的問題，就是村里祭祖游行的行進路線被打亂。

楊家已傳四十代網校頭條，楊家最引以為豪的便是先祖楊暉。楊家祠堂里，安放著這位被蘇軾親切地稱為“元肅兄”的朝臣的牌位和畫像。

每年冬至前三天，上午九點，楊氏家族便在楊氏宗祠開始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楊東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了留在岔橋的族人外，散居在東南亞、香港等潮汕地區的楊氏家族成員也祭拜祖先。楊氏家族有數百萬人，他們依靠楊氏宗祠確認血統和歸屬。因此，祭祖不僅是岔橋楊氏家族的盛事，也是全體認祖歸宗的楊氏家族成員的一件大事。

“對一個傳統村落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祭拜祖先和神靈。”歐俊勇說，在識字率較低的傳統社會，經驗是寶貴的資源，只有親自參加過儀式的長者，才能了解宗族的傳承。在潮汕地區，像楊東鶴這樣在村里有威望，在祠堂掌管祭祖事務的老年群體，被稱為“老頭子”。

“在村子里，話語權掌握在長輩手里，有威望、有文化、公正正直的長者往往在宗族公共事務中扮演著決策者的角色。”歐俊勇發現，兩委干部和代表傳統群體的老人，這三股力量配合得好，一個村莊就能快速發展，但如果他們之間出現糾紛，村莊的發展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楊東和要解決的問題，是關于岔橋村東光、斗門兩個自然村，兩個村子之間矛盾重重，東光村村民不讓斗門祭祖隊伍經過東光，斗門村村民也不讓斗門祭祖隊伍經過東光，以不讓東光先生的送葬隊伍經過斗門作為報復。

矛盾還延伸到了祠堂理事會。楊東和是東光人，與一位斗門老人發生爭執，雙方互不相讓，互不往來，對方也長期拒絕參加祠堂理事會會議，楊東和希望這位老人能出面化解事態。

因此，當楊繼博提出要與高美村和解時，楊東和反問道：“你們連自己的事情都處理不好，又怎么去處理外面的事情呢？”但在楊繼博看來，和解仇怨是以整個村子、整個宗族的名義進行的，違背了祖宗的誓言，要和解，必須取得“老頭子頭”的支持，“一句話就把我堵住了”。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再次提及

9年后，仙橋街道黨工委副書記楊貴斌再次把調解糾紛擺上了議事日程。

楊貴斌也是岔橋人，兩年前從榕城區調到仙橋街道，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仙橋街道對口支援組組長，負責鄉村振興工作。第三次督查組到仙橋督查，提出要“為群眾辦實事”。仙橋街道領導班子開會時，楊貴斌在眾多議題中選擇了推動兩村和解。

“我們以前在基層走訪的時候，聽到過很多關于這個的事情，街道領導班子內部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所以當我再次提出來的時候，也得到了各主要街道領導的支持。”楊貴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我不這么認為。基層治理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村里能有一個和諧的氛圍，就能推動我們基層治理繼續做一些實事。軟環境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撐。”楊貴斌有自己的判斷。

楊家祠堂內，懸掛著高美村贈送的“睦鄰友好”匾額。本報記者王宇攝

楊貴斌在2014年就聽說有人試圖破戒，于是他開始調查當時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潮汕的老人受宗族觀念、特別是祖訓影響很大，不敢輕易破戒。另外，村里也有一些小矛盾，一些干部認為，這是老人和宗族的事情。”

在了解了楊東和的情況后，他讓楊繼波推薦一個“跟老人關系近，思想上能跟我們接軌”的人，楊繼波推薦了楊東和的侄子楊紹宇，后者曾是當地藍天救援隊隊長，也是揭陽市人大代表。

“這當然是好事。”作為藍天救援隊隊長，楊少宇要協調600名背景、性格各異的隊員，他深知合作的可貴，也深知矛盾帶來的內耗。“這次政府帶頭幫我們平息糾紛，我們可不能錯過這個機會。”楊少宇目標明確，在遇到舅舅之前，已經想好了一整套理由，甚至還對楊東和說，“要是困在了這個階段，你子孫后代都會說你是罪人。”

經過第一次溝通，楊東和妥協了。在與董事會其他“老年領導”商量后，楊東和提出新的建議：老人難以獨自承擔調解重任，應該讓“兩委”干部參與進來。此外，對其他持反對意見的老人，要借助黨和政府的權威去說服。

楊貴斌還發現，其他村都會自發推行好事情，但在岔橋，困難就很多了。“開會的時候，他說好，你說好，就是沒人去做。”雖然街道內部開會協調，組織村“兩委”干部相互溝通，但一個多月過去了，干部們依然只是在觀望。“村干部過去有很多失敗的教訓，工作遇到困難，就看我們的決心，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一定要給他們推一把。”楊貴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街道決定成立協調小組，街道黨工委書記任組長，鎮長、黨工委副書記任副組長。這還不夠，各村也成立了類似的專門工作小組，由“兩委”人員組成。“干部是主體，但當地知名人士、有影響力的人也要參加。”“等工作有了實際的抓手，有了一系列的整體動作，氛圍就會慢慢形成。”楊貴斌說。

“既然調解成了黨和政府的事，我們好像有個令牌，事情就好辦多了。”友源村“兩委”干部楊慶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街道為和解儀式定下四項原則：濃厚氛圍感染村民，讓“睦鄰友好”的和解在村民心里深入人心；不宴飲、不鬧劇，儀式簡單，避免浪費；強調平等，關愛小村；資金自籌，公開透明。

“要避免浪費，但要有適當的儀式和禮節第二個百年是什么時候，因為對于老人來說，禮節是必須的。我們強調平等，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瘦過臂’的問題，從而引發新的問題。雙方互訪時，大、富裕的村子應該在人數、禮品價值等方面遷就小村子。”楊貴斌告訴記者。

接下來，岔橋與高美互相溝通、互相促進。平衡永遠是問題的核心，每個自然村、祠堂都有不同的“吉日”，該選哪一天辦“睦鄰友好”慶典呢？最后大家達成共識：“國家是最大的，國慶是最大的節日，我們要和國家一起慶祝。”

行政村內有小自然村，村與村之間需要平衡。比如高美這邊，祠堂年久失修，祭祀地點成了難題；四個自然村同時祭拜三位祖先。長老們爭論該請哪位祖先來見證和解，有人建議依次祭拜三位祖先，最后他們選擇了輩分較高的江夏公，為此還特意去鄰近的朝陽市請祖先。

“9月底，慶典活動成了兩村最重要的活動。兩村提前互訪，彩排，校對細節，檢查疏漏。我們搭建舞臺，導演節目，請老人扮演角色，”楊繼波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問題與解答

慶典活動結束后，也得到了一些積極的反饋。“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睦鄰友好’之后，高美、岔橋兩地的污水排放問題順利得到解決。”楊貴斌說。

但對于兩位村支書來說，世仇村落之間的和解，還遠遠不足以解決他們目前面臨的困境。58歲的黃朝明從1999年起擔任村委會干部，在梅溪村擔任村支書已有15年。面對記者，他平靜地說：“‘睦鄰友好’解決的是傳統習俗層面的矛盾，而不是社會矛盾。”

岔橋經濟落后于周邊村莊，這已經成為村民的共識。與岔橋一墻之隔的藍斗村就是當地經濟繁榮的代表，道路兩旁吸引了周邊村莊像楊彥天一樣的聰明人。沿著店鋪旁的街巷，村民們用自家宅基地興建起了鞋廠、鋼廠等加工企業。在岔橋，目前僅有為數不多的制鞋、服裝和塑料加工企業。

“岔橋整體收入不多，以前群眾不團結，錯過了最后的土地開發機會。”楊彥天惋惜地說。

他羨慕梅溪村，這是高美后來分裂出的兩個村子之一，梅溪村是改革開放后不久發展起來的，在基本農田管理不規范的年代，大量集體土地被轉為工業用地，支撐起產業發展。這是岔橋錯過的“發展機遇”，也是楊彥天夢寐以求的發展狀態。

他把最新的希望寄托在旅游發展上。采訪中，岔橋村獲批成為廣東省第八批古村落，意味著政府的保護和潛在的資源支持。但楊彥天認為，歸根結底，資源和希望還是來自楊家龐大的親屬網絡。“曾經有一位香港商人，為了保護自己家族的古村落，捐了數千萬元重建祠堂。”他有這樣的期待。

確實，歐俊勇也認為，“宗族社會有強大的海外華僑群體支撐，他們在外面賺到錢后，就會通過捐建宗族廟宇、設立基金會等方式支持宗族發展。”在他調查的村莊，村民領袖不僅能平息村莊內部糾紛，還能源源不斷地獲得海外華僑親屬的資源和資金支持，使宗族得以不斷發展。

但楊彥天已經有了本能的危機感，“我們父輩沒有能力把村子建好，我不想限制我們子孫出去發展，村子建設總得由我們這一代來完成。”

因此，視察組想推動兩村和解。這是一個不能錯過的機會，即使這不是兩村目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一百年前困擾他們和鄰近村莊的生產資料競爭，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看著村子里的人們。出路在哪里？他們還沒有找到答案。沒有人能說下一個外部干預的窗口是什么時候。

但楊彥天還是談起了對未來的期待，在他的想象中，楊氏宗祠十分興旺，村里幾大勢力形成合力，岔橋村不斷向前發展，“希望大家知道，岔橋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揭陽建城之前，就有岔橋村了。’”

刊登于2023年12月18日《中國新聞周刊》第1121期

雜志標題：世仇村莊和解的背后

記者：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