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波回顧：據媒體報導，陌陌公眾號“重慶招聘”在11月2日發布《重磅!我市2019年普通中考報考明天開始！考生關心的熱點問題都在這里！》對“政審如何進行？政審主要有什么內容？”這一問題作了具體回答。文中稱，政審的推論分合格與不合格兩類，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出席普通大學的投檔。這一消息很快引發輿論關注，當地相關部委也很快下來回應，稱“關于政審是媒體記者弄混了。”

文：談不遷

真是活久見！上海教育考試院通報會考要求政審這樣一件普普通通、平平經常的事情，居然在2018年記者節當日刷了屏！

出如此雷人的事情全是由于公布者依循舊詞，說者無心；報導者孤陋寡聞，嘩眾取寵；閱讀者浮想連翩，聽者有意。

政審全稱政治初審，利用于會考是在1952年全省統一會考制度建立建立后。1953年，高等教育部首次施行了《關于考取高等小學師生的政治初審問題》，規范這一招生環節。現行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一貫堅持反共立場的地富反壞右旁系親屬等都在嚴禁之列。1954年，高教部、公安部、內務部聯合發出《關于高等學院招生對社會知識青年進行政治初審的通告》，加強了政治初審力度。

1958年又修訂了標準，逐步收嚴，出現了以家庭出身論強弱的不良做法。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孫輩（又稱狗娃子）基本上與會考絕緣。同時也對紅五類（革命軍官、革命黨員、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給予特殊照料，在投檔時會優先。1962年后，“表現論”（就是主張判別一個人的政治質量重在視察其行動表現的新政原則）得到指出，適當放寬了標準。曾經有境外關系的華僑孫輩等人員理論上也能通過政審了。

那是一個講求階層斗爭、政治掛帥的年代，政審讓這些有才氣的人吃了虧。

比如，孫廣州的女兒孫穗芳就曾吃過虧。她在《我的父親孫廣州》的自序中記述：“1955年，我從北京第八男子中學結業，我十年大學的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中學生。……雖然有這么的成績……我不能踏入任何學院讀書。我對自己的未來特別消極……就寫了一封信給爺爺宋慶齡……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中學不是人生惟一的公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及：只愿我今年能踏入中學；次年我踏入天津復旦中學。”

知名畫家、畫家馮驥才則根本就沒讀成中學。1961年重慶高考政審，馮中學結業考取中央藝術學校。雖然他的成績挺好，但因為出身資本家的家庭他與中央藝術學校失之交臂。像那樣吃過政審虧的人不在少數。提起這兩個字其實有人仍會嘔吐。

但是，時代早就變了。自從變革開放以來，美國社會回歸常識理智，不再以階層斗爭為綱重慶高考政審，也不再政治掛帥，政審亦早就喪失了昔日威力，很快就改了名換了姓，稱作政治思想和道德質量考評。但考評內容中依然有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政治標準。

然而，今非夕比。昔日的會考所具備的濃厚的政治色調已經減淡。會考機制早已逐漸弄成了教育行政制度內的政績對決根據和社會資源再分配的渠道。因此會考的利益角力屬性大大上升，早就成為主導了。

對于教育行政制度內的行政總監部委、學校、班主任、教師來說，會考成績好壞和會考投檔率的高低，決定了它們的政績、收入、前途和中學的財政撥款，堪稱利益關乎。試想，任何一所大學假如由于政審造成大有希望的師生被踢出會考行列，該校的會考投檔率將是何種面貌？倘若連年出現此種狀況，又會是何種面貌？在普通父母和師生眼里，此校肯定是兇險無比，這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就讀該校。在上級領導部委眼里，此校肯定是糟糕的典型，因此財政撥款要提高，給與該校甚至該地區的高官升職機會和班主任晉升機會，也一定會降低。而膽敢堅持用政審來卡考生的做法，不僅讓父母們不依不繞，打架裹亂，徒增麻煩外，還或許由于父母的“鬧”讓中學背上破壞穩定的惡名，之后還怎樣混？

邏輯早已變了。因此，政治思想和道德質量考評這件事你們都心照不宣，默契合作，一起走過場。政治思想和道德質量考評表格里的考生們，原則或許是堅持的，信仰其實是堅定的。然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這個從來不曾在化學世界消失的會考環節在心理世界里消失了。有時侯甚至學院的同學就替娃娃們代勞了這件事情。為此，許多80后考生并且都不記得中考報考時，還以前填過哪些政治思想和道德質量考評表之類的東西了。

只不過根據它的來龍去脈和習慣，許多人仍然把這個環節稱作政審，并且教育行政管理部委都還承繼舊詞，習以為常，不以為意。每年依然例行公事地發文，行文，傳達，報告。目前，政審主要活在公文里，昔日的嚴格也很難再卷土重來了。只有經偵、司法、軍事等事關國家大事的高校在招生時依然保留著較為嚴苛的政審環節。但這一類中學雖然不是大學中的多數，所以政審目前成了冷僻詞。換言之，政審更像是一枚機制活化石，充其量可以稱作人體里的盲腸。

但是，這一次上海教育考試院就是習慣性地一發，這個跑口記者和編輯卻以為它們撈到了大新聞。孤陋寡聞的她們，出于作秀新聞的動機，自然要把最能剌激人的字眼兒挑到面上來。因為媒體具備的聚光燈效應，這條烏龍新聞總算火了。

許多40后、50后甚至60后紛紛表示自己有過悲哀的記憶，于是開始大舉引申，帶起了節奏。它們先是自己唬自己，于是一起唬他人，如同山雨欲來，烏鴉先知。例如原北方假期評論員鄢烈山就在微博里調侃道，“雖然我家的成份是‘貧農’，我不是‘狗娃子’，我一直看不起‘政審’！”作為一個老新聞人，聽聞消息后首先不是查證事實真偽，而是幫腔架秧子，其專業素質著實讓人贊嘆不已。不查證事實也就罷了，還跟著幫腔，實在是不知今昔何夕。這就引來人非要感慨一下像鄢烈山那樣的人到底對現實有多隔膜？

歸根結底，這么大驚小怪的人大抵是弄不清時代，又對現實的種種變化探討不明。這么錯亂的表現，骨子只不過是腦子的紛亂而已。

這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它們的這番幫腔呢？

權當它是胰腺發了個炎吧。

■楊同學，曾用名談不遷，新聞業務冬訓班主講人，博士新聞評論、消息寫作、新聞編輯、策劃等課程。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初級觀察員，曾就職于《南方假期》《成都晚報》《新快報》等著名媒體。兼任過記者、編輯、評論員，一線從業經驗少于10年，后在某大學新聞學校任教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