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里有多少“戲劇女王”？

某電商平臺提供修改微信朋友圈位置的服務，價格從幾元到幾十元不等。消費者編輯完文字、圖片信息后，需要向商家提供個人信息，進行遠程登錄和插件操作。專家表示，該服務存在安全隱患，不建議消費者購買。

“朋友圈換地”服務是當代生活的奇跡，也印證了“有需求就有市場”這句話。相比于動輒幾千甚至幾萬元的旅游費用，換地服務性價比極高，在極大滿足心理需求的同時，還不必忍受旅行之苦，何樂而不為呢？

對于朋友圈這些“戲劇女王”，我們沒必要過于批判，畢竟“炫耀”和“裝逼”從來都是人的本能，批判他們就像道德潔癖一樣。相反，正如一些賣家所說，需要注意的是，不少微信商家購買此類服務，堪比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虛假包裝詐騙，明顯超出了“自由”的范疇。

早點退休也很好

不久前，一份關于中國退休前景的調查報告出爐，“中國年輕人想早退休”榮登熱搜榜首。據統計，78%的年輕一代（18至34歲）已經有了退休儲蓄目標的概念，受訪者普遍希望提前退休，目標退休年齡從去年的57.6歲降至55.8歲。

圖為2019年6月26日上海地鐵1號線早高峰。

有夢想是好事，我們應該鼓勵人們制定計劃并為之努力實現。在人口結構快速變化的當前形勢下湖南大學研究生，中國年輕一代的壓力是無法回避的事實。一邊要贍養幾位老人，一邊要面對養兒育女的競爭，或進或退的市場競爭環境讓職場人喘不過氣來……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提前退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無法實現“財務自由”，就只能主動“降低欲望”。話又說回來，“退休”本身的含義也夾雜著一些調侃。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提前退休或許只是意味著結束一段職業生涯，而人生的事業往往在“換軌”之后才真正開始。

國慶加班辭職會成為一種潮流嗎？

據報道，浙江義烏一名女生在微博上發文抱怨：“本來假期玩得很開心，負責人突然來找我，讓我國慶期間挑兩天值班，很突然，好像誰有急事，需要代班一樣。可我本來就有行程，就說不在家，出去玩，領導竟然說公司比個人重要，取消了行程！我氣得跟領導爭吵，說不干了……感覺這是我最近最倔的一次。”

這一事件發出了社會和心理層面的變革信號——在宏大的言辭面前，個體不應該總是被犧牲。

當公司出現問題時，成本憑什么要由個人來承擔？《勞動法》的規定這么明確，為什么不能依法執行？或許是因為長期的壓抑，一些公司、企業甚至想不到用規章制度來完全彌補個人的損失。顯然，這樣的思路很難被主流輿論接受。

確實，生活不易，職場上的每一種傲慢都有代價。但至少白紙黑字的勞工維權、節假日三倍工資等硬性權利，不應該被吞噬在現實的塵埃中，更不是不能被討論的懸浮權利。

當然湖南大學研究生，職場快樂是有代價的，無視個人權利也有相應的社會成本。“因加班辭職”在如今已屬罕見，但至少，別把“節假日加班”、“公司重于個人”等當成理所當然。辭職造成的摩擦性失業和重新招工成本，未必比“三倍節假日工資”還低吧？

黃金周期間，許多城市都在大力推廣旅游

黃金周期間，重慶因“寵粉”現象成為熱議話題。10月3日，重慶市公安局、市文化和旅游委發布“溫馨提醒”，要求廣大市民錯峰出行，給外地游客留出更多空間。兩部門“溫馨提醒”一出，立即引發網友熱議，成為“現象級”話題。

除了重慶“寵愛游客”外，江蘇揚州、浙江衢州等地也紛紛打開政府大院大門，允許游客參觀、免費停車，這些來自當地政府的暖心舉措，讓外地游客感受到了當地的溫暖與熱情。

隨著旅游消費不斷上升，人們的旅游觀念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旅游也從最初滿足好奇心的改善性需求，轉變為現在的品質需求，旅游業也從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轉變。面對日益成熟的旅游市場，服務如何跟上發展步伐？這給各地提出了新的問題。

一個城市靠什么吸引游客？旅游資源和口碑。良好口碑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給游客留下良好印象是旅游業發展周期的關鍵點。在城市管理細節上，要深化細化，直擊游客痛點，給游客溫暖，城市才會拿出更多的誠意接待游客，游客也會給城市留下“有內涵、有樣子”的印象標簽。

度假去哪兒？也許，一座熱情“寵愛游客”的城市，會是你的下一個目的地。

國慶檔電影既獲得評論界的好評，又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成為新的文化景觀

今年國慶期間，多部主流大片相繼上映，營造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濃厚氛圍。據國家電影專項基金辦公室數據顯示，截至10月8日，國慶期間中國電影票房已突破50億元，創下歷史記錄。其中，《我和我的祖國》票房突破22億元，《機長》票房達20億元。

新晉主流大片在口碑和票房上均獲得成功，在國慶檔受到觀眾一致好評，表明主流電影作品在題材和內容上再一次得到拓展，并成功實現了新的商業探索。

正如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主任、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所說，《為了祖國，跟著機長攀登》成為國慶假期的觀影熱潮，成為新的文化和電影景觀。無論是從創作經驗，還是運營模式上，它對中國電影的發展都有諸多啟示。

“打卡旅游”是互聯網時代社會需求的體現

今年國慶假期，一種新型“打卡旅游”體現了長假旅游的一個有趣現象。比如，有人排隊5個小時只為在西湖音樂噴泉打卡；有人排了2萬張桌子只為在一家熱門餐廳打卡；有人堵車半小時只為在一個名為“李馬匯匯”的公交站打卡。

打卡旅游是一種粗略參觀的旅游方式，游客到景點游玩的目的不僅僅是欣賞美景，更是為了展現自己的存在感。

打卡旅游是互聯網時代發展的產物，出門旅游不僅是為了飽覽秀麗的山川、人文景觀，更多的是通過網絡展示自己的旅游行為，從更深層次上講，這是互聯網時代社會需求的體現。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打卡旅游以及類似的社會行為會越來越普遍，而這種旅游方式的社會化、個性化轉變，對一些有特色的小眾景點來說是一次難得的營銷機會。

湖南大學69名研究生錄取未入學

近日，湖南大學研究生院的一則公告引發社會關注。公告稱，部分研究生新生因出國、工作等個人原因網校哪個好，申請放棄入學資格，少數新生未按時報到，共計69人。對于“被錄取但不學習”的學生，該院擬取消其入學資格。

考生即使收到了錄取通知書，也只是與學校達成了初步的合約，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選擇，考生當然有權利自行選擇，并沒有任何法律法規限制或禁止“未學先入學”。

很多人提議對缺課的學生進行懲罰，將他們列入失信名單。這種道德壓力看似可以避免浪費招生名額，但也會給學生的未來和發展造成又一次浪費。這種減少學生自由的做法，完全違背了教育改革的方向。

炒盲盒是商機還是騙局？

“一旦進入盲盒，就像是深海，錢包再也不是那個樣子。”繼“炒幣”“炒鞋”“炒裙子”之后，“盲盒”成為年輕消費潮流的新“中心”。各大電商平臺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近20萬玩家在盲盒上的花費超過2萬元，其中“95后”占了大多數。

“人生就像盲盒，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驚喜是什么。”這句經典臺詞稍加改動，或許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釋盲盒為何如此受歡迎。隨機性的魅力、低門檻、潮流文化娃娃、社交玩法，讓盲盒不可能不火。

購買盲盒是個人自由，無可厚非，但我們也要時刻提醒自己理性消費。至于那些想通過營銷炒作、投機取巧來牟利的人，有關部門也應該適時出手，給炒作“降溫”。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長什么樣？

10月10日19時許，瑞典文學院宣布波蘭作家奧爾加·托科丘克、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分別獲得2018年和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仿佛是每年準時上演的一場大戲，吸引著社會各界對文學的關注、討論和傳播。

近年來獲獎的作家無一例外都具備一些基本特質：第一，作家作品品質鮮明，形成深刻、獨具個人特色的創作特色；第二，作家具有旺盛、持久的生命創造力；第三，作家作品在海內外長期流傳，并產生相當大的國際影響。

雖然今年沒有一位中國作家能夠獲此殊榮，但作為早已被載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作家，他們的文學成就早已值得我們驕傲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