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是研究權力及其分配的學科。從歷史經驗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而國力強盛則是國家富強的必要條件。因此，政治與經濟結合的動力，就是分析權力的來源和運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就是考察權力與財富的互動關系。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概括為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和作用；第二，經濟變遷與政治變遷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類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進行了解釋。她認為，國際社會中存在兩種權力或分立：關系權力與結構權力。關系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權力則由安全、生產、財政和知識四個結構構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理論包括：相互依存理論、霸權穩定理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雜相互依存理論”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經濟自由主義的領域，將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起來，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倡導的霸權穩定理論并沒有涉及嚴格意義上的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但作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探索，該理論將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努力在學科上統一政治學和經濟學。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理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國際政治經濟學，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理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的影響，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但是，依附理論建立在一個相對靜態的理論模型上，無法對各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經濟地位的變化作出合理的回答；同樣，該理論也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財富和權力轉變的路徑和因果關系。

從外到內：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彼得·卡岑斯坦（Peter ，1996）在《國際關系與國內結構：工業化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內化與國內結構外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彼得·古列維奇（Peter ，1996），他的“倒置第二意向”突破了國際政治領域將國家視為單一行為體的傳統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部轉向內部奠定了基礎。

然而，卡贊斯坦、古列維奇等人的探索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才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并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進而影響了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當今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我們不掌握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就不可能理解一國的內部政治。”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反向探索并沒有立即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原因有二：第一，盡管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是將現實主義所抽象出來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國際關系研究，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關系研究仍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例外，吉爾平和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理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假設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

其次網校頭條，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國際環境發生了兩次重大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和包括通訊、貿易和金融體系在內的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國際政治經濟學，大大擴大了國際資本市場，增強了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這些變化影響了幾乎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如關稅同盟的出現和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建立；有些影響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更為顯著，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集團聯盟的解體和重新組合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從三個方面影響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聯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