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所謂“亞洲四小龍”的說法，指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轉向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吸引了大量外資和技術，經過多年發展，成為繼日本之后東亞經濟火車頭之一。后來，又出現了另一個“亞洲四小龍”，即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由于“亞洲四小龍”高度依賴從日本市場的進口和對美國市場的出口，當美國于1988年取消這些地區享受的普惠制待遇時，亞洲四小龍就被迫在美國市場上與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產品展開競爭，其所受沖擊不言而喻。而“亞洲四小龍”卻并未受到影響，繼續利用普惠制待遇向美國市場拓展。

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國家不幸陷入經濟危機，危機從泰國開始，蔓延至馬來西亞，隨后輻射至臺灣、新加坡、香港、韓國等地。馬來西亞為阻止恐慌性下跌，將本幣貶值40%。這場風暴的始作俑者是金融大亨索羅斯，他最終大賺了一筆，而一些東南亞國家則“陷入哀悼”。

踏入21世紀，東南亞相對穩定，馬來西亞也不例外，因此時任首相馬哈迪熱衷于實現其1990年提出的雄心：用30年時間，也就是到2020年，實現馬來西亞成為發達國家，人均年收入達到15,000美元/62,000令吉。

可惜，馬哈迪的雄心似乎未能達成目標，根據統計，馬來西亞人均年收入只有1萬美元（約4.2萬令吉），距離發達國家的目標還差5000美元（約2萬令吉），與已經達到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的中國相差無幾。

馬來西亞面臨的障礙是不言而喻的：

（1）1998年以后的安華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風暴，包括伊斯蘭黨的崛起及其與巫統爭奪“伊斯蘭國”的話語權。

（2）在強化種族政治的同時，馬來至上主義再次達到更高的層次，無形中影響了馬來政黨的轉型，因為保留馬來社會的甘榜面貌和城市之間的距離是維護馬來政權的可靠策略。因此，城鄉差異成為種族隔閡的有效工具；尤其是當60%的議席在農村，40%的議席在城市或半城市地區時，誰也無法按種族改變議席比例。這些差異很難調和。

（3）2018年大選雖然改變了政治格局，卻無法改變政治體制和模式。從馬哈迪重返政壇，到兩年后慕尤丁的“后門”越位，除了最大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安華上臺，另一個目的就是維護馬來人的至高無上地位。從他們二人堅持組織土團黨的種族色彩來看，他們就是在未雨綢繆。

（4）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馬來西亞今年經濟增長將達6.5%，彌補2020年超過5%的負增長，但疫情的反復和不斷升級，讓人對未來感到迷茫，經濟進一步下滑也是情理之中。

僅看馬來西亞，從2020年3月18日馬來西亞好不好，也就是全國聯盟奪取政權后，因疫情“惡化”而實施行動管制令（MCO），后來又延長至2020年12月，雖然其間有所放松，但之后又恢復嚴厲管制，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2021年，情況進一步“惡化”。到7月，病例數幾乎無法預測。例如7月13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1萬例，其中雪蘭莪州就占了5000多例。累計病例總數超過9.6萬例網校哪個好，死亡人數超過6300人。這意味著政府進入第二階段的目標尚未實現，更不用說進入第三和第四階段的機會了。

（5）全國聯盟上臺后，慕尤丁給民眾留下“善治”的良好印象，但沒過多久，他便開始顯露出失敗的跡象，在沒有提出如何控制疫情的方案的情況下，突然任命副總理，并沒有體現出其意義，只能算是為安撫巫統黨員的需求而做出的政治妥協，而非救國之舉。

同時，為了應對疫情，馬來西亞政府在2020年財政預算案中撥款3050億令吉作為經濟配套，2021年財政預算案中又額外撥款3225億令吉馬來西亞好不好，經濟的脆弱性也可見一斑。雖然我們不贊同舉白旗求助，因為這是投降，不能算是求助的信號，但這也反映出有些人已經捉襟見肘，不得不向外界尋求幫助。

當變革的訴求越來越強烈，馬來西亞無法承受無休止的折磨，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變革。此時各黨政治人物，不應為了官位和權力，讓政壇變得混亂。至于巫統的優柔寡斷，已經帶來了失敗和分裂，這個政黨已經走到了盡頭。

正如資深評論員丹尼爾·莫斯所總結的那樣：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無限期地沿著這個方向發展，否則就會成為全球功能失調的壞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