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并非如此，2020年，我國應屆畢業生人數達874萬，其中重點高校學生僅占很小比例，“大學生”身份所涵蓋的龐大人群，大多由二本以上院校學生構成。

受多重因素影響，今年大學生就業形勢異常嚴峻，而作為就業主力軍的二本院校畢業生的現狀卻很少受到關注，甚至不少二本院校畢業生在自己眼中前途一片模糊。

在各類就業調查報告中，“二本院校”一詞被并入“雙一流”高校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生活、學習在其中的年輕人成為輿論場上沉默的大多數。

不可抗力將今年就業困難推至頂峰。/圖蟲創意

前段時間，廣東F學院老師黃登出版了《我的二中生》一書，他以自己15年一線教學經驗、對4500余名學生的長期觀察和十余年的跟蹤走訪，勾勒出中國年輕人最常見的成長路徑。

她們歷經應試教育的磨難，高考落選，經歷無數次就業挫折和社會打擊，在人生的不同路口分道揚鑣，最終與社會碰撞、奮斗、跌跌撞撞，融入生活的洪流之中。

有人說，他們是中國當前轉型時期最悲哀、最迷茫的一群人。“二本大學生是中國最基本的背景，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黃登老師說。

黃登的《我的二等學生》

夾縫中的就業

去年6月，畢業一年多的余子辭去了深圳一家銀行的“鐵飯碗”。

正如網上無數聲稱終于“逃離銀行”的年輕人一樣，余子做出這個決定并不容易，因為她的學歷只是二本院校出身。

但無數個日日夜夜的輾轉反側，越壓抑越強烈的不甘，高考選專業時的夢想……這一切原因，無形中拉著她遞交了辭呈。

今年剛滿23歲的丁毅，同樣是二本專科畢業網校哪個好，也在銀行上班，還在努力奮斗。今年6月，他抓住來之不易的升職機會，從柜員轉行做大堂經理，但工作幾個月后，他開始考慮是否辭職。

或許是因為城市的差異，在銀行呆了一年多，丁一的月收入遠不及在深圳的余子，晉升機會也寥寥無幾，每天還要在狹小的地方處理無數復雜的人際關系。

丁毅自己粗略估算了一下中國所有二本大學，他所在的銀行每年招聘的應屆畢業生中，有20%到30%的人會在不久后選擇辭職。

“銀行業是一個離開容易，回來難的地方。”這些告別銀行的年輕人，做出了一個無法回頭的職業選擇。

微博超級話題#今日你從銀行已收#閱讀量突破1億。 /圖蟲創意

據麥克斯研究院近日發布的《2020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2019年本科畢業生就業率明顯下降，同比下降1.4%。

史上最難的畢業季，迎面襲來的是海量的畢業生，疫情影響下，大量企業裁員、縮減招聘，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往往是二線大學生。

南開大學幾年前就做過一個二本院校畢業生就業競爭力的調查，結果顯示，二本院校畢業生的簽約率不僅遠低于重點高校畢業生，而且也低于三本院校畢業生：

不言而喻，一線學生整體就業競爭力明顯高于二線學生，三線學生的家庭背景普遍更好，這對他們的就業和未來也有利。

二本院校的學生夾在中間，沒有原生家庭的經濟和社會支持，又受制于有限的教育資源，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被無情地淘汰。“自主選擇就業”四個字，恰恰忽略了二本院校學生在就業過程中遭遇的結構性不平等。

二線大學的學生在就業市場中處于夾縫中。/圖蟲創意

黃登教的2019屆畢業生就業情況去年也一般，來自湛江遂溪的梅婭進入了廣州一家公交公司，是班上為數不多進入事業單位就業的學生之一。

得益于廣東F學院特殊的金融屬性，往年不少非金融專業的學生也能進入銀行就職，但這一比例已經明顯減少，更多情況下，學生無奈進入一些小型媒體公司或者微型企業，從事對公賬戶運營等邊緣工作。

教育行業一直是本科畢業生的熱門行業，由于近年來中小學課外輔導班的火爆，每年都有一批“黃燈班”學生進入教育培訓機構，2013級的陳雪就是其中之一。

經過層層選拔和培訓，畢業后陳雪成功進入新東方當老師，競爭對手有985、211高校的本科生，甚至還有研究生，這種“同臺競技”讓她心里很安慰。

但不久之后，陳雪就發現，雖然自己憑借能力獲得了工作機會，但卻因為自己來自二本院校而被降職為一名普通教師。

盡管有種種不如意，但雨子、美雅和陳雪的就業成績已是同齡人中最好的了。更多來自二本院校的學生仍在苦苦掙扎。

黃登的另一名學生何文秀畢業后在珠三角各家公司工作過，做過文員、外貿等工作。后來，她因為老板的無理要求而憤然辭職。辭職后，她迷茫無助了許久。快三個月過去了，何文秀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

“每天上網投簡歷，去面試，心里很失落，身心疲憊，晚上睡不著覺，害怕明天睜開眼睛面對新的一天，每天都在擔驚受怕中度過。有時候心情很壓抑，半夜睜開眼睛就哭。這種情況真的讓人心痛。有時候，我悲觀地覺得自己的人生走到了盡頭。而別人過得又那么好，我又很難過。為什么我不能像別人一樣過得好？為什么我要像現在這樣悲慘？”文秀在與黃登老師的郵件交流中寫道。

這是她患上抑郁癥之前為數不多的情感宣泄方式之一。

找一份好工作對一些人來說是小菜一碟，但對很多人來說卻是一座大山。/《100元愛情》

何文秀代表了眾多二本院校學生在求職過程中的共同經歷。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天起，他們就被無情地告知找工作很難，但直到真正被扔進勞動力市場，才真正感受到這種壓力的殘酷和沉重。

就業壓力往往并不簡單指是否有企業愿意跟自己簽三方協議，而是更進一步：作為一名二本院校的學生，能否找到一份讓自己有尊嚴、父母也覺得“可以接受”的工作。

從宏觀統計數據來看，二本院校學生的就業率與重點大學、甚至985、211學生相當，但數據之外的就業質量卻相差甚遠，很多二本院校學生畢業后并不能馬上找到滿意的工作，以至于很多人畢業多年后仍在跳槽、轉行、混日子中掙扎。

據黃登介紹，他這些年帶過的學生中，只有一兩位在第一份工作上堅持下來。個人發展空間不足、薪資福利低、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文化與自己不符，都是他們辭職的原因。

不可否認的是，學歷是這些二流大學生的首要限制，學歷從一開始就設下了天花板，而單憑個人努力又談何容易突破這層透明的天花板？

離開銀行后，余子在家里待了一年多，最終在廣州一家傳媒公司找到了一份對公賬戶操作員的工作。銀行復雜的工作環境讓她養成了細心的工作態度和堅韌不拔的性格，得到了新領導的賞識。

與此同時，同樣被銀行系統捆綁的丁毅，卻因離職時需支付的1萬多元違約金而遲遲無法下定決心。

在新東方工作多年的陳雪，經歷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厭倦了教育機構給家長們帶來的焦慮感。原本想當老師的夢想，在現實的壓力下悄然改變。在經歷了職場生活后，陳雪堅定地說：“如果我以后有孩子，我肯定不會讓他們去報班。”

更多二本院校學生的結局也和何文秀一樣，從來沒有過從天而降的工作機會，人生無驚喜，無喜悅。他們漫長的人生，或許從多年前高考落榜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注定了，再也不會有更多突破。

培訓機構之間的惡性競爭，最終還是要由家長和孩子來承擔。/圖蟲創意

“工人”受傷

二流大學學生與學歷的斗爭并不會因為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而結束，求職或許才剛剛開始。

因為在入學時就知道學歷會限制自己未來的就業，所以很多二本院校的學生很早就學會了“認命”，嘗試在學歷以外的領域規劃自己的未來。

振芳畢業四年來換了五份工作，回顧過往的工作經歷，她覺得自己一直處于“隨時可以被取代”的狀態。

作為廣東某知名二本院校新聞專業的學生，??振芳早在求學時期就開始了媒體實習，為日后就業打下基礎。

從大四開始，她在廣東的各個傳統媒體實習，包括報紙、雜志、地方電視臺等，每一次實習她都十分努力，力爭拿到正式職位，但每次都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愿。

令振芳印象最深的是她入職Y晚報時，與時任該報總編輯的一次對話，總編輯說：“你這個人很好，可惜來的不是時候。”就這樣委婉地拒絕了她。

除了自身的努力，找工作也需要一些運氣。/“那輕松一代呢”

“2015年傳統媒體沒落，整個行業環境都不太好，我的能力又不足以幫他破格錄取。”事后，振芳只能這樣安慰自己，她不想把成績不好歸咎于自己二流的學歷。

盡管如此，她還是從各種“傳言”中強烈地感受到，二流大學學歷對于他們這樣的人來說，是一種限制。

振芳的同學李濤畢業后也在廣州一家傳媒公司就職，有職業體系，工作穩定，但每次聚會，李濤都會向振芳抱怨自己的工作“工作量大，工資低”。

更讓人郁悶的是，單位的獎勵、晉升往往與員工在校期間的表現掛鉤。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李濤總有一種自卑感。“我們學校不太重視比賽和獎勵，通常都是悄無聲息地發生的，我們學生根本不知道。”振芳說。

在網絡時代，看似人人平等的信息資源也成為二本院校學生面臨的枷鎖之一。

學歷證書的背后是學術資源的全面滯后，從高質量的學術講座，到學校對課外活動提供的資金支持，再到學生是否能通過各種“弱關系”獲得各類學科競賽的通知。

重點大學的學生享有的學術資源是二流大學學生無法比擬的。/圖蟲創意

黃登老師結合自己十多年的教學經驗認為“二本院校的大學氛圍，越來越像就業壓力極強的職業院校了”。

學生一進入學校就會習慣這種氛圍——因為這所學校是他們必須做出的選擇，所以他們自然不會抱有很高的期望。

另一方面，在就業率指標的壓力下，學校會默默迎合學生的期待，給學生安排各種非專業技能課程，把學生的課表填滿，只希望學生離開學校之后，馬上就有企業搶著來招人，這樣也算是“練兵有成”。

學生的就業焦慮和學校的評級需求之間存在著無形的因果關系。

但更多的時候，學生在學校接受到的知識培訓與未來工作崗位的要求是脫節的，這種教育供需矛盾普遍存在于各級各類高校，無論是一本、二本、三本，還是專科。

因此，最終的解決辦法還是年輕人自己找：選擇自己的職業，更加努力地工作。一旦這樣的努力失敗，大部分的指責和標簽就會落在個人身上，比如“可悲”、“欲望低”、“廢物”……

年輕人稱自己為“廢物”，是對無力改變現狀的心理適應。/“我在一家黑人公司工作，我堅持不下去了”

體制的無助并不總是能夠通過個體的覺醒和努力來克服，在困境中掙扎找不到出路的年輕人很容易患上抑郁癥。

像余子、陳雪、真芳這樣有危機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或許能夠闖出名堂，但那些渾渾噩噩的“后進生”們，面臨的人生卻只會越來越窄。

黃登老師擔任班主任期間，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就是配合輔導員做好所謂“后進生”的思想工作。

“他們逃課、考試不及格、不愿意打掃衛生、不滿意被迫聽課、不認同學校的諸多評價機制，以一種讓輔導員頭疼的方式，保留著凝聚在叛逆氣質中的活力。”在《我的二流學生》這本書里，這些孩子都被用最原始的方式記錄了下來。

在校期間，這些學生常常沉迷于網絡小說和游戲，或許是為了掩飾自己對未來的焦慮。但時間的腳步從未停止，當這些“后進生”離開校園，面對現實世界時，他們便陷入了現實的巨大漩渦。

網絡只能讓你躲一時，卻不能保護你一世。/《家庭作業》

丁毅大學四年幾乎沒怎么上課，大一逃課到處游玩，大二開始在攝影工作室當學徒，結果大四的時候還得補幾門課。

母親希望他畢業后回到家鄉，在當地的銀行工作，家人認為這份工作輕松、穩定、有面子，雖然與他最初的攝影愛好完全相悖。

臨近畢業，大量補考和論文需要處理，丁毅無暇再找工作，在和母親爭吵無數次后，他最終妥協，向銀行投了簡歷。

按照規定，本科生進入銀行后，通常要當一年的柜員。銀行柜員的工作專業性不強，很多都是機械重復的。這讓丁毅一度很苦惱，他覺得自己只是被銀行這臺巨型機器綁架的工具。

工人也是工具。/“鋼直樹”

除了日常工作，變數還來自于形形色色的客戶。“你可能想象不到，一個客戶會無緣無故地罵我們銀行所有人，只是因為他早上出門時和妻子吵了一架。”

客戶投訴是所有銀行柜員最害怕的事情，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月收入，如果被審計部門認定為“合理投訴”，罰款金額將高達2000元，幾乎相當于丁某月薪的一半。

對于這群銀行系統的“打工者”來說，996只是長期的牽掛，一套縝密的KPI考核標準才是眼前的牽掛，更是讓他們疲憊不堪的沉重枷鎖。

當然，也有一些二本院校的學生，還沒有進入職場。

吳志勇是黃登的學生，畢業后經老師介紹到珠三角某公安局工作，但僅干了十天就辭職了。

之后，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做過社工、開過網店、加入過美容機構、做過紋身培訓師……經過多年的打拼，吳志勇的工作終于由金錢驅動。

為了養家糊口，吳志勇和弟弟好不容易開了家餐館，餐館里的活兒極其忙碌，但利潤卻不多，所以也沒多余的利潤去雇人。

“很多時候，他都要親自動手，就像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快遞員一樣，完成網上和電話下的訂單，把外賣送到可能和他處境相似的人手中。”在黃登老師的復述中，我們也能感受到那種匆忙和辛苦。

小企業主沒有KPI，但生活也迫使他們不斷努力工作。/

吳志勇并不是個例。一些學生沒有去各種招聘會，而是選擇回家學一門手藝，早日養活自己。在他們以后的生活中，文憑幾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這也讓身處一線的教師黃登經常思考：是按照工業化生產流程來培養學生更重要，還是按照以前的精細化農業模式來培養學生更重要？

當然，這個問題的選擇權已經不再掌握在教師，甚至學校的手中。

在狹窄的道路上切換軌道

學歷能夠影響甚至決定一個人的命運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沒有完全過時。

應試教育給二本院校的學生蒙上了一層陰影，有的人早已接受了這個事實，有的人則希望通過努力學習來扭轉本科學歷的劣勢。

黃登帶領的2015級學生從大一開始立志考研的比例就大幅增加，其中一半以上已經考研。越來越多的學生找上黃登的門來咨詢考研的事情。“好像他們上大學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考研。”黃登感慨道。

由于廣東F學院實行一本線、一本線雙線招生，不少學生的錄取分數線都超過了一本線，對于他們來說，用一本線考上一本線是人生一大遺憾，通過考研實現學業升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每年，我國考研人數都創新高。/圖蟲創意

雖然身處大學象牙塔，但社交焦慮也會自然而然地滲透進來，很快學生們就會通過精打細算、反復權衡家庭經濟條件和個人能力，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1989年出生的劉萬里，由于家庭經濟困難，從小就害怕輟學，這無形中在她心里埋下了“關鍵時刻失敗”的種子。

劉萬麗大四那年考研失敗，錯過了就業高峰期，畢業后在一家小報社、圖書館工作，工作繁瑣又累，又沒有成長機會，看不到前途，這讓她更加堅定了考研的決心。

大學畢業兩年后，劉萬里再次考研，因為第一學歷的原因，她被轉學到了一所普通高校，但她對這個成績很滿意。

今年剛滿30歲的振芳也在考慮辭職考研。四年間她換了五份工作，工作內容其實都差不多，也沒有更進一步的提升。隨著年齡的增長，擺在她面前的兩條路也漸漸清晰：是考研改變職業軌跡，還是先完成生孩子這個人生任務。

她的丈夫明確表示支持她的任何決定，經過一個多月的考慮后，她向直接上司提交了辭職申請。

不久之后，她就自然流產了。

事情來得太突然，她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懷孕了，只是那段時間感覺很累，還以為是經常加班的緣故，所以辭職考研的計劃就擱置了。

大齡未婚無子女女性和全職媽媽想要重返職場，往往面臨更嚴峻的考驗。/“戀愛是補充”

越來越多的二本院校學生考研，但考研并不容易，畢業后就業也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對相當一部分學生來說，考進體制內大學是他們最終的夢想，也是最好的出路。

黃登老師帶的2006級學生中，有個叫趙國凱的男生，他沒有做任何靠譜的職業規劃，錯過了非常寶貴的春秋招，畢業后只能進入散布在廣州大街小巷的各個培訓機構，四年換了六份工作。

趙國凱在廣州呆不下去了，決定回老家參加公務員考試。十幾年前中國所有二本大學，公務員考試競爭還沒有今天這么激烈。趙國凱精心準備了一個月，考上了地稅局，過上了讓很多人羨慕的“安穩生活”。

此后，他很快結婚生子，生活依然不算富裕，但因為有一份體制內的工作，一切問題似乎都可以解決。

在很多人眼里，公務員或許不是最好的職業選擇，但對于趙國凱這樣的二本院校學生來說，考公務員意味著相對公平的競爭，相對穩定的工作，有了公務員這個“鐵飯碗”作為終身保障，其他的人生選擇都會顯得輕松很多。

因為公務員考試對于考生的年齡限制并不嚴格，很多二本院校的學生，會選擇在畢業多年之后重新參加公務員考試，進入體制內。

在輿論場上，有人渴求這種穩定，有人厭惡這種穩定，歸根結底，無非是人們的條件不同，面臨的境遇不同。

黃登認為，能否成功當上公務員，往往是衡量二線大學生有沒有晉升空間的隱性標尺。“不可否認，中國基層的面貌是由這個群體決定的，而二線大學生的命運，正是這種隱性的呼應。”

“公務員考試熱”反映出年輕人對平等和穩定的渴望。/“愛博”

與制度化就業相對的，大概就是自主創業，每年的畢業生中，總有那么幾個勇敢的人，選擇自主創業，從而跳出常規的職業評價體系。

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黃登逐漸發現，自己教過的每個班上，都有一些學生在校期間喜歡做生意，這或許是受到廣東商業氛圍的影響。

有時候，幾個學生會拿著幾瓶鞋油敲黃登辦公室的門，向老師們推薦自己的產品，并熱情地讓老師們試用。

“他們會跟我們說這個產品有多好，買一瓶多少錢，兩瓶多少錢，三瓶多少錢。這時候，我們老師肯定會買三瓶。買完之后，他們偶爾會來問我用得怎么樣，如果好用，就會推薦給我的朋友。”

漸漸地，黃登老師發現，自己的辦公室里總是堆放著用不完的鞋油、茶葉、紅棗，還有一些護膚品、小飾品、正裝包，這些東西全部來自學生的用品。

這種創業“試水”，在學生中間也許只是小規模的創業，賺的錢也不一定特別多，但卻能給他們很大的成就感，讓他們覺得自己至少有能力賣東西。

畢業后，并不是所有學生都會自己創業。即使他們創業，也未必能很快找到致富的密碼，走上人生巔峰。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像挨家挨戶敲老師辦公室的門一樣，做起小小的微信或網絡生意。

并非所有大學生創業項目都能成功。/《中國合伙人》

面對孤獨的人生，文憑有時是一種堅持，有時是一種支撐。

相比于一些早早中斷學業的同齡人，短短四年的學習終究給了學生們一些信心，讓他們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挫折和困難，避免人生就像煙蒂一樣，慢慢燃盡然后被扔在地上。

原始家庭的斗爭

著名大學和二線大學的學生之間逐漸擴大了差距，似乎取決于個人能力，但實際上，這通常與他們的原始家庭有關。

一方面，與關鍵大學相比，二線大學中有更多的農村學生。

統計數據表明，自1990年代以來，我國家的重要大學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失衡的教育資源阻礙了農村兒童從事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在當前完全面向市場的就業環境中，國家和社會可以為個別學生提供的幫助非常有限。

“一個人的未來與家庭環境密切相關。在某種程度上，學生的命運甚至取決于他或她的原籍家庭。”

Huang Deng承認，在他的學生中，那些在條件成熟時早點購買房屋的人，因為他們在住房價格不高的時候抓住了時間窗口，大部分時間過后過著穩定的生活，而那些錯過了購買房屋的黃金時期的學生卻落入了后來的一生中。

住房通常是將年輕人與下層階級分開的關鍵因素。

Yu Zi最終決定從銀行辭職，部分原因是她的家人的父親是當地縣的普通老師，她的父母在 City購買了半終身的房子，這使她在 City上工作。

后來，Yu Zi的兄弟姐妹們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漸在深圳購買了房屋。

來自農村地區的大多數學生都不像Yu Zi那樣幸運，更不用說能夠敏銳地預見到這些短暫的歷史股息，即使他們能感覺到住房價格的變化，家庭中的所有儲蓄都不足以讓他們購買城市的浴室。

農民對他們腳下的土地更加熟悉，城市的住房價格太遠了

2015年的黃登（Huang Deng）學生莫興（Mo ）出生于廣東西部的尤南縣（Yunan ）。

村里的每個人都認為，可以保證畢業后的工作，但是只有本人知道，廣州的住房價格上漲可能是他一生中無法達到的高度。

這種學生的生存困境也積累在老師黃登的心中。

有時，黃鄧的煩惱會不知不覺地在課堂上表現出來，但她知道，老師不應該向學生灌輸太多的負面情緒，尤其是那些社會上那些赤裸裸的競爭關系，這使她非常矛盾。

最終的解決方案是，黃鄧試圖指導她的學生觀察現實，鼓勵他們離開學校，前往城市村莊看住房價格的變化，并與周圍的普通工人聊天，以找出他們一天的收入以及他們的生活成本是多少，“因為這就是他們將來會面對的生活。”

Huang Deng在休息時間與學生聊天。

在公共課程中，黃鄧經常向學生分配論文，鼓勵他們注意自己的村莊，并了解父母和祖父母的現實生活，她希望通過這項培訓，學生可以回到最原始，最原始的，類似嬰兒的感覺和思維狀態，從而喚醒他們的活力。

如果學生被撰寫有關他們成長的經歷，那么他們將有很多事情要說。

Huang Deng說：“鄉村兒童心中最大的混亂來自于為家人爭取生存的斗爭。我的工作是幫助他們盡可能地隔離這些東西，而不是讓他們總是影響孩子。”

注意：除了“黃鄧”之外，文章中出現的所有名稱都是假名。

[1]我的第二級大學生，黃鄧

[2] Liu ，Hao 和Gong Qiang，“基于4P，4C和4R理論的中學和大學的就業競爭力的研究”

[3]“只有10％的北京大學和大學的學生來自農村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