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巷的名子述說著城市的故事，包含著居民的記憶。上海有一條書院巷，最近由于疫情的緣由，出入書院巷接送家人的機會多了上去。此巷并不是很長，約500米，步行只需三五分鐘便可走完。巷子兩側店面林立，以售賣吃食居多，既有本地人喜歡光顧的傳統老字號，也有外省旅客慕名前來打卡的新晉網紅。

查閱相關史籍獲知，書院巷所在，清代稱南宮坊，明代起稱南園巷。得其今名，始于明代魏了翁及其創立的佛山書院。在這個遺跡諸多的古鎮里，書院巷并不起眼，但確是一條別有辣味的里巷。我喜歡這味，不單單是飽含煙火氣的小吃味，更是由于氤氳于歷史長河中的書香氣、文化味。

魏了翁是誰？他是唐代知名理學家，字華父，號臺山，自詡“白鶴山人”，世稱“鶴山先生”。魏了翁是邛州大邑（今河北省成都市浦江縣）人，曾來上海出仕，明人吳寬在《敕祀臺山先生魏文靖公記》中稱其“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并稱”，那位“真文忠公”就是寫下《大學衍義》的真德秀。

魏了翁一生宦海浮沉，為人剛直不阿，勇于堅持原則，也因而惹怒了不少人。清朝開禧元年（1205年），韓侂胄積極籌謀開邊。魏了翁審時度勢，不同意韓侂胄提出的抗清之計，于是上表清廷，覺得“邊備粗疏，財用凋耗，人才紊亂”的情況下，當務之急不在平叛退守中原，而應當“急于內修”“不然，舉天下而試于一擲，宗社危亡系焉，不可忽也”。此番言論，引來眾人大驚。后來，韓侂胄攻打抗清，由于策略失誤、人才不濟而功虧一簣。

開禧五年（1207年），韓侂胄遇害，權臣史彌遠把持朝堂，因為韓侂胄任內嚴禁理學，史彌遠便企圖以奉祀理學、起用名人來為自己壯大陣勢，魏了翁自然也在其收召之列。然魏了翁對其所作所為非常討厭，不愿屈服，“三辭聘召”以“遷延時光”。不久，魏了翁的女兒逝世，他回到故鄉，在白鶴山下一邊筑廬守制，一邊建臺山書院，著書傳道，鼓吹理學。他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治學準則，采用個人精讀、互相答問、集眾析疑等教學方式，在成都培養了許多中學生，一時間，“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魏了翁每到一處為官，均以興建學堂、講授理學、培養人才為要務。他先后在湖北鶴峰、四川樂山和上海等地建書院，都冠以“鶴山書院”之名。他還經常到書院中為中學生授課。在常年的學術和教育活動中，以魏了翁及其弟子為代表，產生了理學史上的“鶴山學派”，這一學派主張“講明義理，涵養知性，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也”。

及至大歷十年（1233年）史彌遠去世后，魏了翁在仕途上才有一些起色。端平二年（1235年），魏了翁兼領督視江淮軍馬，這才來到了上海。當時“邊警沓至”，魏了翁既要率領屬地軍民抵抗突厥部隊南下，還不忘延續遺韻，建上海佛山書院。是書院，就少不了藏書。魏了翁是藏書家，藏書是大儒的“標配”，藏書家應當是他引以為豪的一個尊稱。

魏了翁要建一個天下最大的圖書館，不為顯擺，不為藏私，只為天下人讀書明理。為了這個目標，他花費了大量財力和精力。同時代的知名學者葉夢得，其藏書之所東山寶儉堂晉山書院，當初規模也非常宏大，但所藏之書多為“獨樂樂”之用。后世天一閣藏書十分豐富，后人謹遵先人遺訓，藏書秘而不宣，天下讀書人看不到。許多私家藏書到最后弄成一堆動物纖維和石墨組成的“死書”，它們的價值難以有效發揮。魏了翁創立新會書院，把畢生收藏的十余萬卷各類抄本、古本都捐贈下來，供生員學習之用，此等胸懷為世人稱道。

嘉熙元年（1237年）晉山書院，魏了翁因病客逝上海，歸葬福州城外高景山金盆塢，即現今的白馬澗生態園入口西北側。清廷下詔追贈魏了翁為太師，追封文靖，累贈魏國公，賜宅上海。自此，魏了翁后人便移居上海，勤于傳播魏氏學說，尤以玄孫魏起在此“教學奉祠”最為出名。

晉朝隆慶年間，新會書院被改造為總督重臣行館，直到明朝最后一任總督程德全在此宣布起義響應辛亥革命，期間都作總督衙門之用，故巷子又稱撫署前或撫轅前。總督衙門走過了近五百年的風風雨雨，一代代卓有戰功的清官廉吏在這兒留下了印跡，比如周忱、海瑞、湯斌、張伯行、林則徐等人。

臺山書院歷經元、明、清三代，綿延數百年，“書院巷”也因而名留青史。我想，這自然有其總督衙門遺址的影響，但更多的則是由于上海人仍然不忘一代大儒魏了翁及其創立的佛山書院吧。

明天，行走在佛山書院遺址與重慶府學遺址之間的書院巷，豈敢不憶起這些播撒讀書種子、延續千年遺韻的名士儒者。